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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中国对西亚输出了大量的瓷器，在文献、传世及考古材料中均有所体现。在瓷器输出的不同阶段，就驱动因素而言，可分为官方主导型、民间贸易型和官民混合型三种；就传输路径而言，大致有陆路、海路及陆海接驳三类，并衍生出诸如伊朗霍尔木兹、伊拉克瓦西特等贸易节点，将瓷器向四周辐射，构成了两地之间多层次的交易网络。
明代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儒、释、道三教共存共荣，外来宗教进一步本土化，呈现出宗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鲜明特征，这与明代国家政治体制特色、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思想观念逐步开放等背景息息相关。论文结合文献、图像及墓葬出土实物资料，探讨明代国家力量影响下的宗教中国化发展特色，以及明代女性特别是宗藩命妇群体的宗教信仰，并以江西南昌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服饰为主要例证，结合其他墓葬实物，从服饰制式、装饰纹样、制作工艺等方面分析宗教中国化对命妇服饰的影响，进一步探索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所蕴含的“物我同一”“和合共生”的美学思想。
“世守其土”是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土”的很大一部分，即庄田，是土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庄田制度在播州广泛推行，播州杨氏所占土地称庄田，呈现出庄园经济形态，是杨氏的经济基础和命脉，并有严密、有序的管理体系。播州杨氏及其家族墓地选址的共同特征——即庄建墓，体现了土司与庄田的权属关系。土司享有宽松的贡赋制度，庄田是土司缴纳贡赋的根本保障。中央王朝通过贡赋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控，边疆民族地区亦通过贡赋向中央王朝表达了政治认同，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治理边疆形成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特殊模式，虽然在明清时期逐渐被改土归流取代，但其历史经验和治理逻辑仍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石兴邦考古学研究具有多学科融合、本土化构建及方法论创新等多方面特点。粗略而言，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坚持田野实践的中国考古学教育；2.考古出土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与传承；3.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探索与完善等。石兴邦学科交叉研究与本土化路径探索，对中国考古学体系发展完善影响重大，其研究范式对新时代考古教育、文化遗产保护及“新文科”建设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黄釉瓷器是明清两代皇家垄断的釉色品种，科学检测显示这种黄釉和唐代三彩以来的低温釉包括琉璃中黄釉并无差别。考虑到景德镇没有生产低温黄釉的技术基础，本文着重探讨黄釉生产技术进入景德镇的线路、时间和此种釉色被皇家垄断成为皇权象征的原因。
模拟研究作为透物见人的重要途径之一，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考古研究中。肯特·弗兰纳利主编的《圭拉那魁兹》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墨西哥西南部从觅食向食物生产的转变过程，雷诺兹在所著的章节中运用计算机模拟了觅食者的采集策略，从时间安排的决策角度透析瓦哈卡地区在公元前8900年—前6700年内的文化变迁。本文通过对这项研究乃至整本著作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展示出计算机模拟的数理逻辑，帮助读者理解雷诺兹模拟的基本思路，希望对思考中国从觅食到农耕的转变有所启迪。
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官办机构，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6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西北角的内、外两侧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的堆积从北宋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其中，明代中期至民国时期的窑业遗存尤为丰富，且时代演变序列清晰，窑业生产体系完整，是研究景德镇镇区核心地带窑业发展面貌的可靠材料依据。
2024年5月至7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江西省景德镇落马桥遗址Ⅱ区（狮子下弄南侧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发掘揭露了部分明末至民国时期的道路和建筑遗存，出土有大量瓷器和窑具标本。本次发掘成果较为清晰地展示出瓷业生产的发展对景德镇城市布局的重塑，以及明清之际在“前街”与“后街”间因商业活动产生的巨大变化，为研究景德镇古代城市布局、交通网络及瓷业生产与流通提供了重要资料。
景德镇是15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瓷器生产地。明清时期作为生产规模最大的全国制瓷业中心，更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天下瓷都”，制瓷业持续繁荣的背后，与其生产模式的变革应有密切联系。考察瓷业聚落的演变与发展，对于揭示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模式应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对晚唐至明清的聚落空间演变作整体性的细化研究，将景德镇瓷业聚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同时关注技术与人群的互动往来，及生产资源利用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从而揭示景德镇作为典型瓷业聚落，其逐渐演变的阶段性特征与影响因素。
景德镇泗王庙位于景德镇老城区的昌江东岸，是景德镇水陆交通的枢纽。综合泗王庙的考古发掘成果以及文献舆图的记载，今天的泗王庙应是清代早中期始建。泗王庙通过庙前广场与南门渡码头相连，具有强烈的公共空间属性。随着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涌入，行业帮会、地方会馆相继涌现，泗王庙自清代中期以来的多次重建就展现了其与搬运行业及南昌帮的密切关系。
釉果是配置景德镇传统灰釉的基础原料，景德镇瑶里地区是明清时期釉果的主要产区，目前在瑶里地区仍保存有丰富的瓷石矿洞、釉果加工水碓作坊等相关遗存。本文详细介绍了瑶里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釉果加工制作遗存，还结合文献记载及民族志调查材料，梳理了瑶里釉果的加工开采历史并记录了瑶里釉果传统的制作工艺流程。
华南砾石工业至少可以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更新世晚期到中更新世早中期，是华南砾石石器出现和初期发展阶段，为大型砍砸工具主导的石器组合。中更新世晚期砾石石器发展到以大型切割工具为标志的新阶段。到晚更新世阶段，华南砾石工业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华南砾石工业出现和发展特点，皆与华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更新世环境变迁以及早期人类演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是广义横断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形、地貌、气候和生态环境多元复杂，生物资源丰富多样，自古以来就是连接青藏高原、云南高原、四川盆地，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区域，也是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人类迁徙和扩散的重要通道。现有考古材料显示，该地区自中更新世晚期以来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存在剥片技术体系和工具生产策略等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面貌，其形成机制可能与该地区多元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早期人群构成和古人类演化、扩散的复杂性。对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石器技术的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为高原及周边地区古人类演化和扩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启示。
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在整个考古学研究体系中特色鲜明。一方面，其研究时段久远，需要更多考虑地质、地貌和环境等自然作用；另一方面，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与古人类体质演化息息相关，需要综合考虑古人类体质与文化的双重因素。这些特殊性促使旧石器考古研究具有更强的跨学科特点，也因此产生了多元化研究导向及相应的考古学问题。本文简要概括和论述当前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存在的四个交叉研究导向，即地球科学导向、历史学导向、人类学导向及认知科学导向。它们之间在研究手段与方法上有所区别，研究问题上也各有侧重，但四个导向之间深刻交织与融合，形成环环相扣、互相促进的正反馈系统和有机整体，并最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多元一体的新格局。
2022年7月和2023年2—3月，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旧石器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遗址7处，采集石制品94件。遗址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流域腊普河和澜沧江流域永春河沿岸。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等，原料以砂岩、燧石及各类火成岩为主。剥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和压制法也有使用。工具类型多样，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和锯齿刃器等。多数遗址的石器技术面貌相似，以权宜性剥片的中小型石核-石片产品和石片石器为主，但也发现有典型的细石核产品，表明该地区同时存在细石器技术。本次调查对各洛洞遗址进行了简单剖面清理和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3.4万—1.1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维西县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不仅将该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推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也为厘清早期现代人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区的石器技术与适应策略，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高原人群与相对低海拔地区人群之间的迁徙扩散与交流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2022—2023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联合对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开展了旧石器时代遗存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旧石器遗址24处，主要分布在硕多岗河及其支流的二级和三级阶地上。调查发现石制品200余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等，原料以燧石、石英为主。大多数石制品为石核-石片技术组合，表现出显著的细小化面貌，光释光初步测年数据分布在距今4.3万—1.1万年之间。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4处含手斧遗址和3处细石器遗址。手斧、细小型石器和细石器等具有相对明确年代和文化指示意义石制品类型的发现，进一步填补了青藏高原东南缘高海拔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空白，并为探讨不同技术传统人群在该地区的生存活动历史和交流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2021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盆地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洞穴类型遗址——白草坪遗址。从初步暴露情况来看，遗址石制品丰富、地层堆积较好、文化面貌极具特色。本次调查共采集石制品46件，多数采集自地表，少数采集自地层剖面。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工具等，原料以玄武岩为主，同时可见少量优质的燧石等原料，石制品尺寸以中、小型为主。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可见少量尖状器、砍砸器等，其中比例较高的似-基纳型修理的刮削器极具特色，代表了遗址独特的石器工业面貌，与云南鹤庆天华洞、龙潭等多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具有高度相似性，为研究西南地区中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石器工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新线索。
2021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川西高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阿曲河流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19处，均分布在阿曲河两侧的三级及以上河流阶地上，共采集各类石制品251件。石制品主要原料为石英砂岩，毛坯以砾石为主，剥片方式含较多的碰砧法，具有一定特色。工具整体修理简单，类型包括两面器、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整体工业面貌属于南方砾石石器工业传统。本次调查串联起青藏高原东南部与东北部的史前人类活动的时空空白，为研究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线索。
造像记是反映中古时期基层民众信仰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物质资料。杜岗寺杜氏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中古时期颍水上游的造像特点与造像活动提供了极佳的物质参照。通过将传世文献、金石方志以及考古遗址与实物的多重证据相互对照可以发现，颍水上游地区造像在分布与形制呈现造像个体规模较大、聚落与寺庙造像相结合以及鲜明宗族性的三大区域性特点，而支撑如此规模造像活动的正是当地富裕的豪民群体。本地豪民由因官迁居的外来移民和本地土豪宗族相互融合而来，这些豪民群体在北朝到唐代的较长历史时间内呈现政治上边缘、经济上富裕的特点，并依靠颍水航运和陶瓷业的繁荣在宋代完成了乡绅化的转变。
河南省修武县百岩寺可考隋唐五代时期石刻资料约11种，是研究中古地方寺院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群，内容涉及魏晋竹林七贤、河内地方文化与信仰、唐代禅宗谱系、会昌灭佛后寺院重建等话题。唐代以前关于“竹林之游”所在地的文献记载多有颉颃，而修武百家岩为竹林七贤游处的说法并不见于中古早期文献，应是唐人的附会之说。百家岩内与竹林七贤相关的多处遗迹是唐宋时期层累构造出的地方文化景观。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内地方不同的七贤游处遗迹，体现出河内地方对七贤知识的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地方性知识通过地理遗迹与中古社会相结合的反映。
2006年5月，在德安发现一座彩绘壁画墓，彩绘以石灰浆面为底，以铁线勾勒，再随类赋彩。内容分为武官、文官、仪卫、乐舞、门吏和星相图等六类。全画布局规则，比例准确，手法洗练，形神兼备，墨彩古雅，浑若天成，是不可多得的宋人手笔，南方却不多见，为研究江南地区的彩绘壁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023年5—10月，为配合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地下消防水池建设，考古队对位于医院内的塔岭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2022年的首次发掘表明塔岭遗址是一处以宋元时期遗存为主的城市遗址，本次发掘位于遗址边缘地带，揭露出元代地层，出土了一批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瓷器。瓷器以卵白釉、青釉、黑釉、白釉为主，器型多高足杯、碗、盏、盘、碟、炉等，见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等南北窑口风格，表现出较强的商贸性质。塔岭遗址地处宋元以来发展繁荣的九江市老城区，本次发掘为研究九江地区元代城市发展面貌和商贸往来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
本文对起凤山M1和M17出土的18件金属器进行科技分析，发现起凤山M1车马器样本为纯锡质地，在汉代较为罕见，可能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相关。还分别对铜镜、铜鋬、银釦漆盘的金属基体进行科技分析，并与同一时期同类器物的合金成分进行对比，显示了起凤山汉墓出土器物制作材料的多元性。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是清末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社会大变革和革命形势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弥足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作为清末民国时期南昌地区住宅建筑的典型代表，对于了解江右地区住宅建筑演变意义重大。通过建筑平面布局形式、外观造型、建筑装饰等方面的分析，呈现出对于西方建筑外观、布局、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吸收，根据实际情况的合理改进展现出对于传统文化和精湛工艺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通过墙壁镶嵌浅绛彩瓷板画进行装饰，运用浅绛彩以状物寄情抒发内心的情感，使得建筑超越了空间载体的尺度而具有温度。进一步发掘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建筑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才能为今后更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展示奠定明确的方向和内容。
院田古建筑群的建筑风格以清代传统样式为核心，巧妙融合了“九厅十八井”“穿心走马楼”等经典形制，同时涵盖庭院式民居、方土楼、围屋及徽派建筑等多元类型，其每一处建筑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极高的文物保护价值。本文对其历史沿革、建筑概况和价值体现进行了初步探讨，对研究同类建筑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圣果寺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是一处石窟与寺院相结合的山寺遗址。本文基于2018年圣果寺千佛阁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结合文献，认为千佛阁始建于五代，与西方三圣像龛为一体规划建造，年代下限为南宋。千佛阁与圣果寺佛殿构成前殿后阁的布局，应是对唐代寺院布局的延续和模仿。千佛阁废弃后，圣果寺变为“一佛殿，多配殿”的布局。这两次布局的调整，是山寺规划整体性的体现，更是唐宋佛教寺院布局发展、演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