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中国传统“文明观”“经纬天地，照临四方”，关注的重点并非城市、神权、霸权，而是“经纬天地”的科学技术。由时空科技文明，构建起国家政体以及相关制度，占据地中，既便于号令天下，更为了造福天下百姓。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既来源于宇宙观中的正统地位，同样也来自科技文明造福天下。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明观”超越时代的先进性，是中华文明现代性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来源。因此中国传统“文明观”，自四千前陶寺邦国集成创新创立之后，被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对今天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蛮蛇种”作为北方华夏、汉人对华南百越等土著族群的认知、“蔑称”与族群识别符号，从上古迄今绵延不断。图像类型学分析表明，华南蛇类“有灵”崇拜形态多样且分层演变，底层土著社会的“图腾蛇种”，中层周楚与汉人社会的“镇斩蛇妖”，上层汉越融合中“教化蛇神”，先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南民族文化遗产中。“蛇见华南”三阶段的剧烈变迁，是华夏、汉民强势南进、越汉族群统合变迁的历史映照。
伊恩·霍德（Ian Hodder）是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的代表人物。霍德以过程考古学开始学术生涯，专注于物质文化的空间分布与社会的关系研究。通过民族考古学研究，霍德发现物质文化空间分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观念的作用。此后，在社会理论的影响下，霍德掀起后过程考古学运动，对物质文化的社会与结构意义进行情境分析。近年来，霍德受新物质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转向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侧重探究物的性质及其对人的束缚。上述思想被霍德在恰塔霍裕克遗址付诸实践，并用于对农业起源以及宗教在早期定居社会中的作用进行多元视角阐释。霍德的考古学思想在反思考古学文化与人群的关系、研究物质文化的社会意义、丰富考古学的阐释与叙事、推动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穴房屋向地面住宅转变进而向连续的地上建筑演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全球性现象，但中国的史前社会是否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并不十分明了。文章主要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在搜集、整理建筑遗存的基础上，观察黄河中游地区史前建筑形式的历时性演变。据此可知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建筑总体上也存在一个由分散的地穴房屋向连续的地面建筑的转变，且各亚区在转变进程和内涵上存在区域性差异。此外，通过与美国西南部地穴房屋向普韦布洛建筑转变的比较，可认识到黄河中游地区在这一转变中所表现的不同——时间跨度更长、转变过程存在反复且产生了窑洞这一新的建筑形式。并且，此种不同不仅为转变本身增添了新的内涵，亦可能为解释该转变提供了契机。
“稻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逐渐成为上山文化价值表述中使用频度最高的用词，这一诞生于考古人手铲之下的全新概念，引发对考古学描述系统之于历史构建相互关系的思考。范式概念切入了考古学目的论与本体论问题，而对遗存资料的不断追求则成为以历史复原为目标的新旧考古学的交叉点。在以上山文化为样本的散发式讨论中，有几个观点值得提出来并加以强调：科技考古是田野考古的自然延伸，具有考古发掘的本质共性；考古学所构建的历史具有类型化的象征性特质；实物要素提供了史前史丰富性和鲜活性的基础支撑。
水稻（Oryza sativa）是全球超过三分之一人口的主食。然而，我们对它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仍然不甚清楚，在生物学和考古学领域对此仍有争议。本文提供了从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上山和龙游县荷花山两个考古遗址采集的水稻植硅体证据，揭示了野生稻至少在1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这一地区，约2.4万年前开始被古人采集利用，约1.3万年前开始了驯化前的栽培，并最终在约1.1万年前实现驯化。这些发展阶段揭示了东亚水稻驯化的漫长过程，并将谷物演化的连续记录延伸到西亚新月沃地以外。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该地区对水稻以及各种淀粉植物的利用已经延续数千年。以往的研究广泛探讨了坚果、块茎类植物和水稻的利用，但对于小粒禾本科植物的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析上山遗址（距今约12711至8538年）陶片中的植物印痕，揭示了稗（Echinochloa crus-galli）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借助显微CT技术，本研究从陶片中提取出清晰的植物印痕图像，弥补了该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较少的遗憾，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多样化种植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将稻作农业的起源置于更广泛的湿地植物管理框架下。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是华南地区的一处环壕遗址，其上山文化层遗迹距今约9000—8700年。遗址中部为一土台，四周被人工挖掘的环壕和古河道环绕。考古发掘揭示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包括墓葬、灰坑和建筑遗存等，并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彩陶器。本研究对部分陶器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和真菌的残留物分析，发现其中一些陶器曾装有酒，原料包括稻(Oryza sp.)、薏米(Coix lacryma-jobi)和块根作物。同时，这些陶器里还留有大量与发酵有关的霉菌和酵母细胞遗存，说明该酒可能是一种用霉菌酿成的麴酒。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麴酒，比文献记载早了约8000年。结合桥头遗址中心土台的特殊性，桥头的酒可能与墓葬仪式或祭祀性活动有关。我们推测，这种仪式性的饮酒仪式能帮助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为该地区后期复杂农业社会的兴起到铺垫作用。
稻作起源与中国酒类发酵的开端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其中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是考古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多学科分析方法（植硅体、淀粉粒和真菌分析）对上山遗址最早期阶段（距今约10000至9000年）的陶器微体化石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稻米不仅是主要食物来源之一，还被用于酿造含有红曲霉和酵母菌作为发酵剂的酒类发酵饮品。酿造的原料包括稻米，并辅以其他谷物（如薏苡、黍亚科和小麦族植物）、橡子和百合。这种以稻米和真菌为基础的多植物酿酒方法，标志着东亚最早的酒类发酵技术。此技术的出现得益于早期水稻驯化的发展以及湿热的早全新世气候，这种气候有利于真菌的生长。这些酒精饮品很可能在仪式性宴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仪式功能可能是推动新石器时代中国稻米集约利用和广泛种植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也是我国稻作农业重要起源地。全新世初期，古人类离开洞穴定居于钱塘江中上游河谷盆地，生存策略由狩猎采集逐渐转为农业种植。目前，我们对吸引古人类的地貌特征以及他们的择址模式，都知之甚少。因此，在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开展了基于地貌分类、可达性分析与洪水风险评估的综合研究。地貌与可达性分析结果表明，上山古人类倾向于选择沿2～3级水系的中更新世台地边缘居住。这些位置位于盆地中心，具有5～15米的高差，距水系步行距离不足15分钟，提供了稳定居所和水源。遗址10-min可达范围内，邻近台地边缘总存在河漫滩，表示其也为古人类利用的重要地貌单元。1-h和2-h范围内，平原-台地-山地的地貌组合，揭示古人类开发农业用地，且利用多样的环境以保证充足的食物来源。水文评估进一步揭示了古人类的洪水风险规避策略：居所与高等级水系的距离大于30分钟；在小、大洪水模式下，多数遗址周围未被淹没的范围大于67%和43%，处于低洪水风险；大洪水模式下，各遗址1-h范围内仍有5～23km~2的充足潜在可用耕地。总之，地貌环境为古人类提供了有利条件且他们能够灵活利用各种土地类型，从而促进了定居社会与稻作农业的出现，此外，本研究为河谷盆地型遗址的择址模式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借鉴。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10000—8500年。其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遗存内涵和聚落定居特征，对探索农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珍贵的研究意义，上山文化遗址群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迄今共发现24处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钱塘江流域，构成了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农业起源类遗产尚未包括可见证稻作农业起源的项目，上山文化作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本文着重探讨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与申遗工作的实践与探索，分析其保护策略、管理机制及申遗路径，以期为同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金元之际，雄踞在阴山南北的汪古部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并在金代城市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许多城镇。遗留至今的古城有路、府、州、县城址及其他许多城堡和大批的村落遗址，其分布密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代。而汪古部的首府敖伦苏木古城尤为重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汪古部主源为塔塔儿人，此后融合了蒙古人和汉人等其他民族后逐步形成了以突厥后裔为主的特有族群。敖伦苏木古城内外发现的景教遗存，是辽金元以来留存至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其内涵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博大胸怀，这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解读中西文化和艺术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了一批兽面纹瓦当，其类型丰富，延续时间长，出土层位关系明确，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初步类型学分析，结合瓦当风格、形制演变及遗址文化堆积分期，可将这批兽面纹瓦当分为四期，年代依次为晚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因其年代早且演变关系清晰，该批瓦当成为研究兽面纹瓦当发展演变的关键材料。通过与唐代传统兽面纹瓦当及铺首的比较研究，表明早期的兽面衔环瓦当应是在唐代传统兽面纹瓦当基础上，借鉴唐代铺首衔环艺术特色演变而来。晚唐-五代时期是兽面衔环瓦当产生的关键时间段，北方地区以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辽祖陵灰陶质兽面纹瓦当为代表，南方地区则以广州地区南汉国遗存的青釉兽面纹瓦当为代表。其中，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相关类型的兽面衔环瓦当得以延续下来，成为此后主流的兽面衔环形式。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兽面纹瓦当类型的多样性，时间上的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瓦当不仅是简单的建筑构件，还是民族和文化融合的重要产物。
鄂尔多斯元代青铜牌饰又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十字架”，最初发现于20世纪初期，因其数量众多、造型纹饰独特而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收藏家的广泛关注。纵观“鄂尔多斯青铜十字架”的发现与研究史，国内外有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年代、宗教属性和功能用途都持不尽相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批“鄂尔多斯青铜十字架”为蒙元时期汪古部的景教遗存，也有学者认为这类小青铜器在汪古部景教墓葬中未见出土，推断这些青铜牌饰与已知的景教石刻源于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本文在前辈学者对青铜牌饰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在与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藏品的对比分析后，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所藏的青铜牌饰划分为十字架牌饰、鸟形牌饰、几何形印章牌饰与兽首钮印章4种类型，并与汪古部景教石刻上的十字架图像、泉州须弥座上的鸽子图像和新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现的带饰和花押做对比，认为这批青铜牌饰的年代均属蒙元时期，其功能用途既有的可以作为佩饰，有的则是代表个人的特定花押。大多数的佩饰很可能是有着“护身符”的作用，成为景教信徒的标志性饰物。
西夏黑水城地区留存有较多佛教遗存，通过对既往研究和新近调查与发掘所获资料的梳理，发现该区域佛教建筑遗址普遍存在藏传佛教、中原汉文化和西域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反映了这一时期黑水城地区佛教信仰之盛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之繁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的河套地区是农耕与畜牧文化交往交流、互鉴融合的核心区域之一，该区域发掘的两汉墓葬是实证此历史进程的重要材料。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和呼和浩特地区陆续发掘了数量可观的两汉墓葬，通过对墓葬分布范围、形制特征、随葬器物和壁画等的系统研究，可以清晰窥见农耕与畜牧文化在此深度互动的历史场景。河套地区墓葬形制遵循中原地区规范、随葬器物配置齐整、等级秩序分明，有些器型明显带有农牧融合趋势，体现边郡吏民对中原礼法制度的认同与遵循。因边地环境与民族杂居的现实，该区域墓葬规模虽不及中原的宏大，却更具地域与民族特色。墓葬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宴饮庖厨等场景生动再现了边塞社会的生活图景与精神追求。随葬品中五铢钱与陶仓的普遍组合，表明汉代货币经济与农耕定居模式已在北疆扎根，部分墓葬出土的丝绸残片、漆器等器物则印证了长期经略后边地风俗与中原渐趋一致的情景。此外，墓中出土的猪骨、羊头骨、牛头骨、马头骨等殉牲现象，属典型多元民族习俗的体现，直接反映汉代河套地区各民族杂居错处、深度交融的史实。两汉河套地区墓葬遗存清晰勾勒出该区域“因俗而治、和而不同”的边疆治理图景，彰显了汉代边疆社会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为研究两汉民族关系、边疆经略及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依据。
北京地区唐代属幽州辖境，作为北方重镇，既是防御突厥、契丹的军事要塞，也是丝绸之路东端的商贸枢纽，自然也是汉、突厥、回纥、昭武九姓胡等多民族聚居错处的区域之一。北京地区发现的唐代墓葬在形制、葬俗、随葬品等方面从早到晚逐渐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是研究民族交融历程的重要实物史料。墓葬形制方面，出现北方竖穴土坑墓和中原地区砖室墓形制相结合的趋势，直至最后完全盛行；葬俗方面，通过在墓葬中使用唐三彩、汉字墓志和、殉牲等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的互鉴和葬俗融合；随葬品方面，出土的人物俑、动物俑、壁画、金银器型、纹饰都展现出“胡风”与“汉俗”的彼此融合趋势。唐代通过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发展商贸、军事驻边等方式，使各民族从日常习俗到丧葬仪礼，实现了多方位的全面融合，体现了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真实体现。
本文系2025年8月召开的“靖安老虎墩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咨询会”记录。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遗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会议围绕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系统建议，为遗址未来的考古工作廓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
有头戴面具、身蒙熊皮、手执兵器、由人装扮四个特征的方相氏是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刘贺墓出土的“状如熊、独角、兽面、人手、虎豹足、举止如人”的图像，既符合文献中的方相氏形象，又与同时期放王岗M1、卜千秋墓、洛阳烧沟M61等墓葬中的方相氏形象相似，可定为方相氏。楚地“信巫鬼”的文化传统和楚系墓葬中丰富的神怪图像体系是西汉方相氏图像的直接来源。刘贺墓中的方相氏图像多装饰于生器，起到驱疫逐鬼的作用，这与刘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
山东的公众考古展示实践伴随着山东考古的发展也已走过近百年历程。本文将山东公众考古展示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出探索成长期、创新发展期和成熟繁荣期三个阶段，并通过列举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实践案例归纳和评估了不同阶段的展示特色与成就。山东公众考古展示伴随着山东考古逐步走向黄金时代而同步走向成熟繁荣期，未来仍将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中扮演重要角色，作出更大贡献。
当下，很多考古学者在考古发现、研究和保护工作基础上，积极参与考古传媒、考古教育、考古活动、考古展示等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活动。这种践行考古成果的公众分享和社会共享趋势，形成了一个应用考古学现象。文化遗产时代的应用考古学，是把考古学者对考古和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和知识成果，通过社会文化语境和方式的转换，应用于社会发展需求和惠及民众生活，扩大考古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考古资源保护前提下的考古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
在博物馆教育活动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的背景下，如何保证活动科学性成为博物馆教育领域的新课题。文章以“考古发现浦东：一艘浦东古船的发现之旅”活动作为案例，经过策划、实施和评估全链条的缜密设计，探讨了课程内容策划的重要性、发现教学法应用的有效性以及在馆内外开展活动效果的差异性等问题。研究发现，历史艺术类场馆开展进校园活动为中小学教学提供了教育代偿，加入考古学这一新视角的本土历史学习大受欢迎，有积极的教学效果；以发现教学法开展活动能激发学生的深层记忆与思考，培养学生的家乡自豪感和家国情怀。
让公众了解考古、走近考古、参与考古，最终实现考古遗产的共有共享和共同保护是公众考古的目标。长久以来考古成果始终占据向公众宣传考古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及实践方式对大部分的公众来说依然较为陌生。本文从田野考古在博物馆中的展示实践历程出发，归纳了目前田野考古内容博物馆展示的主要模式及各自特点。通过进行博物馆观众问卷调查和分析，探讨了田野考古的博物馆展示必要性及实际展示效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20年9月28日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和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多次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长久以来考古工作在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公众考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转化、发展的强大助推力。公众考古是考古学和传播学紧密结合的产物，是考古工作者和大众之间架起的沟通桥梁。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下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媒体逐渐走向主流，为公众考古提供了新的传媒平台。相比已采用的文字、动漫、音频和侧重考古遗存的纪录片等传播形式，原创视频自媒体经吉大考古小丫头等的实践证明具有强大的辐射影响力和长远的发展活力。公众考古应回归以人为本的导向，展现考古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引导大众身临其境地了解、熟悉和认同考古。公众考古视频自媒体的发展可概括为三步走——夯基础、聚焦点、掀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