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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苏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1),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
<正>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颠覆了学术界对于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传统认识①。石峁城址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内城190万平方米,外城约210万平方米。皇城台位于内城的中部偏西侧,坐落在一处独立的山峁上,顶部平坦开阔,南、西、北三面沟壑环绕,仅东南部有山体马鞍部与外界相连,封闭性与防御性显而易见。皇城
<正>访问者(以下简称"访"):霍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向您采访。我们知道,您自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来,已经在考古学界耕耘了四十余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领域,创获颇丰。而这四十年,中国考古学也发展得十分迅速,重大发现目不暇接,各项研究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这四十年间发展的如何?它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中,处
<正>上王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桥街道上王村西南约500米处,海拔2米。西距四明山余脉甬山4.5千米,南距名山后遗址(1)5.3千米。这里处于低山丘陵与平原交汇地带,地势平坦,水系发达。源出大公岙的县江流经遗址东南,在遗址东部1.6千米处与东江交汇,再向北经方桥街道与剡江汇入奉化江(图一)。2018年初,为配合宁波市第一医院异地建设一
<正>为配合"S203省道奉化段公路工程(一期)"项目,2019年2月至4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厦门大学历史系、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建设工程途经的奉化白杜一带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汉六朝墓葬35座(附表一)。现将此次发掘情况简要报告如下:一、墓地概况墓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以东约12千米的西坞街道白杜村西侧(图一),所在区域地处南部山地和北部平原交界地带,地形地貌较复杂。中心位
<正>息云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汇源路以东、兴业路以南、兴建路以北(图一;图版一),东倚息云寺山,南邻澥浦中学。2019年3至6月,为配合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ZH10-01-21地块开发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地块所涉及的息云寺山遗址分布区进行了考古发掘。
<正>秦汉时期,政归一统,郡县分设,在今宁波地区初置句章、鄞、鄮、余姚四县,隶会稽郡。其中的鄞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历过三次大的变革:自秦汉时期初设鄞县至隋代开皇九年(589年)并入句章,治于今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城山;自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改鄮为鄞重设鄞县至2002年改鄞县为宁波市鄞州区,治于今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自2002年改鄞县为鄞州区至今,治于今宁波城区之南。此间虽在唐代武德四年(621年)至武德八年(625年)短暂有过鄞州之设,但其无论名称抑或承继关系均与鄞县有异,可略而不论。
<正>当中国考古学发展建设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南方文物》及时地设立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专栏,其意义极为深远。受编辑部委托,首期开栏之际,借此机会将这个栏目将要承担的任务和我们的一些思考加以表达,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来办好这个栏目。
汉代壁画和画像中有一些特殊的图像,表现为一个大神两臂分别拥抱伏羲和女娲。学界多认为中间的神祇是"高禖"神。本文通过四个方面的论证,认为图像中的神祇应该是汉代最高天帝——太一,且多出现在以昆仑、西王母和天门为中心升仙信仰环境中,其本身就是信仰的一部分,反映了时人对"太一"的崇拜。此外结合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太一和麒麟的关系、太一的形象以及太一信仰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观察。
斜坡墓道从商代开始就被用于高等级墓葬,以数量多寡来标识等级。但在其后受重视程度愈来愈低,尤其东汉时期,墓葬的等级主要体现在墓室形制、规模、封土和地上建筑等方面。曹魏时期施行薄葬令,不树不封,简化了墓室,却保留了东汉帝陵区内收台阶的长斜坡墓道作为等级标识物。自此墓道在墓葬中被不断突出,占墓葬总长比不断增加。到西晋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以墓道规模和内收阶梯级数来代表等级的规范。随着南北分裂,南北双方各自从实际出发,对其有着不同的继承和发展,并最终被大一统的隋唐所吸收,成为唐代墓葬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与当时各个阶段的历史、政治、社会风气是密切联系的。
<正>引言位于江苏南京西南祖堂山南麓的南唐陵区,历经了1950年—1951年先主烈祖李昪钦(永)陵(M1)与中主李璟顺陵(M2)的发掘(1)。其后在2010年,于二陵之西发现并发掘了编号为祖堂山三号墓的M3,后者墓主则被发掘者推定为南唐后主李煜昭惠国后周氏(2)。由于三座墓葬被盗严重,随葬品杂乱残碎过甚;又因墓主等级较高,随葬品中原先标示高
南京新出土李慕塘元配夫人刘氏墓志,内容涉及元末江西丰城人李明道和明初丰城侯李彬。本文从史料记载出发,对墓志所载李明道和李彬关系以及李彬的籍贯问题进行了辨析。墓志由明末著名书法家米万钟撰写并书丹,属于米万钟楷书真迹,为研究明代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正>人类是从何时开始制盐的?这个问题考古学家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人类靠取食动物的肉、血、奶等满足身体所需的盐分,不需要额外再补充盐,而且也不会制盐。即便进入全新世以后,世界上仍有很多狩猎-采集民族不事农耕,也不制盐,有些民族甚至不怎么吃盐。在人类历史早期,尽管还不会制盐,但大自然有天然的馈赠。在中国山西南部的运城市的河东盐池,每年春夏之交,南风袭来,池水中便自然结晶出白白的盐花。在有些盐泉出露的地区,人们甚至直接开采天然卤水食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食盐供应
三峡工程前期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大宁河流域盐业考古材料,这些盐业相关遗址主要集中分布于巫山县城附近及大宁河沿岸,且以汉代墓葬居多,印证了文献对于巫县盐业的相关记载,也证实了盐业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从麦沱汉墓出土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得以管窥汉代巫县女性在当地盐业生产中的参与程度及对财富的支配状况,发现女性很早便在家庭生活及社会生产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淮南盐课甲天下,但咸丰年间由盛转衰。本文以"税票"为视角,探析咸丰年间淮南盐政,以管窥太平天国起义对淮南盐产运销的影响以及清政府的应对。
<正>几何形态测量是一门将生物的形态量化并进行研究的方法。西方学者将这个方法由生物学引入动物考古学之后,主要应用于动物牙齿和骨骼形态的测量与判定。近些年来,国外的动物考古学家用几何形态测量的方法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相关动物遗存开展研究,在物种鉴定、家畜起源探讨等方面形成了更加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更加可靠成果。目前,我国动物考古学对几何形态测量
几何形态测量是一门将生物的形态量化并进行研究的学科,由生物学引入至动物考古学后,主要应用于动物牙齿和骨骼形态的测量与判定,近些年来,在物种鉴定、家畜起源等方面提供了更加科学、可靠的新思路与新成果。目前,我国动物考古学对几何形态测量的认识尚浅,应用也有待普及。因此,本文从几何形态测量的历史、特点、基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等方面入手,概括介绍近些年来国际上该方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实例,并对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何楼遗址位于鲁西南地区,遗存的年代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汉代及金元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十分丰富,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变。何楼遗址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其中哺乳动物以猪为主,鹿等野生动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此外还包括少量的贝类、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等。通过动物遗存研究,对于认识该地区的古代自然环境、古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当时的生业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石邑城遗址2017年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应用种属鉴定、量化统计、年龄结构分析等方法讨论了石邑城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模式;并结合发掘区是手工业区的性质探讨了石邑城遗址先民制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及其特征。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1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固原市南塬水厂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唐代墓葬M4出土两具马骨,一具为成年母马,一具为幼年个体,二马均被肢解,可能与遣奠用牲有关。这批马骨为研究隋唐时期墓葬礼仪用牲状况和唐代民间养马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赭石的使用是现代人行为的标志之一,是除石制品之外更能反映现代人认知能力等深层次精神世界的载体,但是国内对该类物质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主要参照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中国遗址中赭石的功能,认为赭石在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地区主要被用作颜料、兽皮防腐和药物,同时它还被用于原始宗教活动。与旧大陆西侧遗址中的赭石相比,除了相似的使用功能,西方的古人类利用赭石的时间更早,所以本研究推测中国地区古人类对赭石功能的认识可能源于西方并在现代人迁徙的过程中流入中国地区。这些证据指示着中国地区的现代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路线。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肢解葬,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较为集中的独特埋葬方式。本文就学术界有关顶蛳山遗址肢解葬的不同认识、肢解工具等问题,进行适当地分析与评论,进而明确指出顶蛳山遗址的肢解葬是出现于第三期的突发性事件。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造型艺术表现为简洁质朴的艺术风格,这与夏代礼制文化中"尚质"的审美倾向十分吻合。陶礼器的造型艺术由黄金比例、纹饰和仿生三种设计方法以体现陶器造型和装饰的简洁与抽象性,而三至四期动物造型装饰的增多则为商代青铜礼器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酒器和食器的器物造型构成了礼仪中行为与时间的观念,以及动与静的礼仪活动的日常行为规范。而高等级墓葬中的稀有陶器斗笠形器,其造型与古人对天的描述相同,它不仅代表了所葬之人的身份与职能,还是上层社会对天祭祀权力的象征。
本文通过对西北冈大墓出土大理石雕的整理,讨论了殷墟大理石雕的风格与传统,相同母题造型语言在材质、功能、大小不同器物间的灵活转换,以及商人对于材质、颜色选择上的使用观念,以此探讨晚商王室白色大理石雕的创作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
新发现"安成家鼎"拓片,铭文构成为"列侯爵号+家+容积+重量+编号",西汉时期被封为安成侯的共有五位,按照时间早晚顺序分别为窦后父、三位世袭的刘姓安成侯以及外戚王崇,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安成家鼎"所有者为西汉晚期的外戚安成侯王崇可能性最大。
"启门图"是中国古代丧葬艺术中的常见题材,最早见于汉代的墓室、石棺、祠堂和石阙之上,魏晋以后几近消失,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再度出现,宋辽金时期"启门图"的发展臻于鼎盛。千余年时光中,该图像从产生到湮灭,从沉寂到复兴,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生死观念的变迁,"启门图"的内涵也已然发生了从"天上"到"人间"的本质性转变。本文主要以墓葬中的"启门图"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从门扉之间追寻生与死的世界,探讨天上与人间的徘徊。
安吉上马山汉代土墩墓墓群出土众多江东类型高温釉原始瓷器,SEM-EDS (能谱-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其中部分样品的胎体外表面施有含钾、铁含量较高的红色层,可能是化妆土的前身,并且在红色层之上还局部施有钙釉。经过与江西地区早商以来一些遗物在外貌以及陶衣成分上的对比,发现上马山的这些原始瓷也许在源流上与江西地区的早期窑业有关。而当东汉末年,越地传统单层高温钙釉器物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最早的成熟青瓷,这种化妆土技术便于越地消失了。
<正>一、《扩张的风险——吴哥、蒂卡尔和阿努拉达普拉的教训》本文以古代三处文明首都崩溃的分析为例,讨论了超大型聚落在应对环境气候变迁中的脆弱性。并以史为鉴,为当代国际大都市发展提供了一种警示。除了将低密度大都市与紧凑型大都市加以比较,指出了前者潜在的风险之外,作者弗兰彻还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概念"物质行为"。"物质文化"是人类学中最流行的概念,但是一般被认为是静态的。对过程考古学而言,文化是人类应对环
<正>现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者更准确地说,居住在像美国东海岸或像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这样不断向外扩张的特大都市。虽然这些大规模人类聚落可能看起来完全是现代的发明,但它们实际在历史上已有先例,这些例子对我们的共同未来具有重要启示。吴哥、蒂卡尔和阿努拉达普拉等城市分别是高
<正>距今9000年前,中国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定居村落,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但几千年后动植物的驯化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计,粟作和稻作农业生产才最终形成。考古植物学的方法一直是近年研究的主要焦点,但本文特别关注了四个农业产生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初步认为农业并非在每个地区独立出现,而是在某个地区内部和区域之间以各种互动交流和社会交换的形式逐
<正>2019年是黄埔军校成立95周年,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长河中,从这里走出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和名人志士,他们为祖国统一、民族崛起而奋斗,铸就了"黄埔精神"。这些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奉献自身的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熊雄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熊雄(1892年—1927年),学名祖福,字披素、罴士,号中和,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芳溪镇下屋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活动家。早年间,他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赴欧洲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
<正>深入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为加快城市化发展,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的战略目标。在过去几年中,城市化步伐大幅度加快。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扩大已有城市,还是发
<正>江西金溪县建县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年),位于江西东部、抚河中游,属于武夷山脉和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历史上曾是出金产银的山谷与沟壑,得名"金溪"。全县国土面积1358平方公里,辖8镇5乡1场,150个行政村、11个社区,人口31万。全县耕地42万亩,宜林宜果的山坡丘陵132万亩。"六分半山两分田,分半水路和庄园",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金溪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体现文化底蕴与内涵的文物、文化遗产等载体众多,尤其在文物、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总结了系列成
<正>一、引言民居是一种历史,它记载了时代变更下的社会特征,为研究者的探索提供了方向;民居是一种文化,它保留了地域特征的文化信息,为文化的记录提供了载体;民居是一种传承,它反映了家族发展的精神面貌,为优良家风的传递提供了渠道。金溪位于江
<正>一、引言地处粤东南沿海的深圳龙岗、惠州惠阳及惠东一带,是中国唯一沿海的客家民居分布集中区域。这一带的客家人是第四次客家大迁徙中从粤东北兴梅地区迁徙而来,迁入时间始于明代中期,直至清中期。客家人在迁入后,将其原居地的客家建筑文化带到了这里,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在广府、潮汕建筑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地域特征的客
<正>宋代墓室壁画作为墓葬装饰研究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前辈学者以多视角对墓主人像、梳妆图、杂剧图、启门图等题材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本文意在就宋墓壁画中一幅"孤例"的女子读写图展开论述,从传统的艺术史角度分析图像意涵,同时关注其作为特例出现在墓室壁画创作中的意义,并探讨造墓过程中的工艺格套与商品化选择。
<正>一、"琅琊世贞"歙砚的由来江西省万年县博物馆珍藏的明"琅琊世贞"歙砚,是1983年万年县文物普查时在珠田村农户家中征集而来,据查,珠田村在历代为官出仕者不乏人,多有文士名流,而且珠田村为王姓建村,迄今已40代。二、砚台的形制砚台高7.1厘米,直径30.5厘米,重5.96千克。
<正>钟鼎之有款识,绘画之有题跋,由来已久①。中国传统绘画讲究诗、书、画、印相结合。中国画题款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视觉图像,存在于画面之中,不仅能弥补画面构图上的不足,平衡画面关系,疏通画面气韵,调节墨色节奏,而且还能丰富画面意趣,启发观众想象,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从而增加画中的文学性和趣味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②。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③。潘天寿先生对中国传统绘画题款的起源、发展、构成形式、功能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他认为铭赞、诗词、
<正>早在先秦,中国人就重视礼、乐。编钟就是重要的历史物证。编钟亦称乐钟、歌钟。作为古代贵族专享的一种打击乐器,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钟架上,用丁字形木锤和长形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就可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隋唐,使用仍十分广泛。宋以后,钟乐逐渐被淘汰。从现存实物来看,清代宫廷中所使用的编钟,不仅其功能退化,形制已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音色更是相去